身在沙场，最坏的决断就是没有决断。一个优秀的统帅在关键时刻绝不能瞻前顾后，只有敢下赌注，才有赢的可能。

雷远从不缺乏决断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统领江东的吴侯孙权，也同样不缺乏决断。

所以此刻从江津港登岸，并迅速进入江陵旧城北部的，并非雷远以为的轻装之兵，而是一支配备十分齐全，并携有攻城器械的重兵、精兵。

这支兵，便是吴侯孙权亲领的五校精兵；领兵之将，正是孙权本人，担任副手的则是偏将军董袭。

孙权亲自带领他们登岸北来，就是为了攻城，而且要在夜色尚未浓黑之际，一举破城。

江陵城中的巷战进行到这种地步，无论攻方和守方都已经倾尽全力。按照孙权得到的探报，凌统在合肥之战后重建的私兵部曲，已经折损过半。吕蒙所部也是叫苦连天。

相比于凌统，吕蒙的部曲规模要大一些，所以伤亡看似还能接受。但实际上，特别敢战的几个营头都已经快要散架了，营司马乃至校尉一级，也出现了大量折损。

城中守军的伤亡虽然没法准确估计，但光是探子亲眼看到的，可以说每一处阵地都被守军的鲜血浸润，每一处要隘都堆积了守军的无数尸体。

在这样的局面下，守军必然会渐渐抽空各处的兵力填入到巷战，也就不可能在江陵城的各处城门、城墙维持足量兵力。吕蒙、凌统在城里杀得愈是惨烈，江陵城的城防就愈是薄弱，最终变成一只脆壳的鸡蛋，只需轻轻一击，就能敲碎。

这个敲碎鸡蛋的人，自然应该是孙权。

孙权既然已经领兵到了江陵，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

相比于曹操和刘备，孙权的威望明显不足。所以他从执政的第一天就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因为敌人未必只在外界，更可能在内部，就在自己的脚底。

要维持这局面，靠的是精细的平衡之术；要打破这局面，只有靠自家的声威。

前者，孙权已经有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做什么决定，他都习惯性地在内心深处另作一遍考虑：若事成，得益者是谁？若事不成，受影响的又是谁？整个过程怎样才能控制在自己手里？怎样不使某些势力参予其中？又怎样迫使另一些势力参予？种种问题，无不需要反复核算，才能够保持江东政权的平衡。

而后者，始终是孙权最缺乏的东西。哪怕他竭尽一切可能彰显自身的勇武，甚至不惜亲身射虎，可从来没有人把孙权当作父兄一样的杰出统帅，没有人相信孙权真的能挥军横扫宇内，开国建基。

愈是没有的东西，孙权愈是要竭力去争取。而在乱世中，威望这种东西，只能从战场上来。

按照孙权最初的安排，吕蒙、凌统、贺齐三人在有潘濬为内应的情况下，当能顺利攻破江陵。而孙权带领大军抵达的时候，便可以据坚城而仗大众，对抗形同丧家之犬的关羽。

如果能击败关羽，则江东在合肥之战后受挫的声势足以挽回，孙权本人的威望必将大涨。

只是，现在的战场局势被雷远翻天搅地，已经和初时计划大不相同。

先是雷远到了江陵城附近，厮杀一日，己军焦头烂额。迫得孙权从今日下午开始，就不断更改计划，反复催促水军加紧行船。不久前水军又火急禀报说，有轻骑逼近子胥渎，疑是关羽所部。

如此情况，换到半日之前孙权听说，只会觉得荒唐。从宜都到南郡，有谢旌等诸多守军分布，难道都是死的？从宜城到江陵，更有潘璋、徐盛这样的大将阻截，难道他们也是死的？

可这样的怪事偏偏就发生了。

既如此，孙权便不得不亲自出马，先破江陵。

江陵城的局势发展到此刻，攻守双方都已精疲力竭。己方上万生力军一旦投入，必定可以踏平摇摇欲坠的城池。对养精蓄锐许久的江东五校精兵来说，这一点也不难。董袭和诸多将校都确认过了，有十足的把握。

所以孙权相信，优势依然在己方。

当然，超出预料的局势变化，也难免使他焦躁。

所以他临时调动了舟船靠泊的次序，亲领五校精兵最先登岸，打算立即展开对江陵的进攻。片刻前，他又连续遣人往荆城和当阳去，勒令潘璋、徐盛全力阻截，绝不允许关羽所部顺利南下。

这时候中军扈从们正在挑选合适的位置设立本营，而五校中的长水、射声两营，已经开始迫近江陵城的北门。虎贲营则首先攻向城池西北处一个独立的小型堡垒，预先剪除城防羽翼。

孙权直起身子，眺望南方。

江陵旧城的断壁残垣之间，己方行军队伍如长蛇般逼近，风卷过，火把明灭不定，各色军旗翻飞。新城的城墙上，守军的身影几乎与昏暗天色混成一体，要仔细辨认才能看见一个个蚂蚁般大小、奔走来去的人。

数千人的兵力在城下展开，并分配云梯等攻城器械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但孙权一点也不想等。

“告诉董袭，让他尽快！城上守军稀少，不要按部就班列阵，立即攻城！”

孙权连续派出几名扈从，催促负责前方指挥的董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