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，这里有一个细节，他只给受害者一分钟时间查询，拨打114，确认主叫号码是我们公安机关或检察院的，还没来得及按主叫号码回拨过去，他们又打过来了，来电显示为同一个号码，一个不慎就上当。”

“太可恶了！”

关局冷哼了一声，转身问：“他们内部是怎么分赃的？”

“报告关局，在前段时间的专项行动中，我成功抓获一个因旅游签证到期回国的话务员，在团伙中她也算一个小头目，在行骗的同时兼负责统计窝点同伙的‘业绩’。据她交代，一线话务员能提成5，二三线分别提取8，车商提取15—20……

每天晚上，窝点都会开总结会，一二三线分别召开，对于骗术比较高明的录音还会分享学习，同时也会分析没有诈骗成功的案例；对于连续多天没有诈骗成功的人员，还会罚背或手抄剧本。””

王东补充道：“在话务人员选择上，他们堪称‘精挑细选’，主要从国内挑选。那些话务员明知道出国从事的是电信诈骗，但为获取高薪还是心甘情愿地去。在分工上，普通话好的，主要打北方地区‘客户’。粤语好的，打东广及香港‘客户’。

窝点组织者还会定期进行情景式‘培训’，亲自扮演公安和检察院工作人员，告诉话务员不同人该用什么语气通话。组织者会设计不同的剧本，定期更换。将一些固定问题以问答的形式设置好并且印成文档，供话务员在打电话行骗时查询。”

王东话音刚落，一个坐在后排的民警起身递上一叠资料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大吃一惊，厚厚一叠竟然全是行骗所使用的“剧本”，全是问答形势的，有索引，详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骗到钱转入账户后，诈骗者要想法把钱取出，而许多at机都有最高取款额，一般规定上限为2万元。他们便设置关联账户，通过网上银行第一时间分流资金。比如当被骗者转账100万元，该账户会立即将其分流到50个账户内，然后遍布内地、台湾、印尼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地的‘车手’们立即行动，在50个at机上取现，每人取2万元。”

王东指指投影荧幕上刚出现的一张照片，低声道：“我们的侦查员在印尼侦查时发现，一名‘车手’4个小时内，用几十张银行卡从雅加达的不同at机上取走三大包现金。这些现金随后直接汇入统一的洗钱账户中，钱被洗白后再汇入身处台湾头目的账户中。”

坐在身边的刑侦副局长干过四年多警务联络官，关局对韩博非常有信心，觉得部里绝对会支持，韩博办理这样的案件又有经验，捣毁这几个窝点，把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犯抓回来应该不难。

对市局而言这只是一起案件，但能够想象到该团伙诈骗过多少人？

换言之，捣毁一个团伙，抓捕引渡回一批嫌犯，能够一举破获的侵财案件将会数以千起，这是什么效率，破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！

关局翻看了一会儿“剧本”，抬头道：“前期工作做得不错，由此可见只要部里下定决心展开国际警务合作，捣毁这几个窝点，将这批犯罪嫌疑人抓回来不难。”

“有韩局在，相信部里肯定会支持。以我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，相信印尼警方也会提供协作，但依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能打掉他们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尽管他们躲在国外，但警戒线依然很高，为逃避打击，我们掌握的这几窝点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人换点。从今年1月初进入我们视线开始到本月4日，他们相继搬过家，距离第一个窝点有20分钟左右车程。”

侦查员是王东派出去的，韩博托现任驻南非警务联络官发展的特情也归他领导，对案情非常了解。

他顿了顿，继续汇报道：“为了不引起印尼警方的注意，他们的内部管理非常严格，食物和生活日用品等采购由专人负责，从国内招聘的话务员一下飞机就被接到窝点，平时不出门，直到三个月旅游签证期满买机票回国。”

刘向戎禁不住补充道：“话务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，对各种通讯工具都非常熟悉。在整个犯罪团体中扮演的是底层工作人员的角色，而团伙的决策者和管理人员则大都来自台湾地区。”

“现在掌握了多少名嫌犯身份？”

“由于警力和经费的关系，我们的侦查重点放在印尼的四个窝点，现掌握台湾籍嫌犯47名，内地过去的嫌犯131名。最新情报显示，他们在国内又招聘了一批人员，计划于下周二启程。”

“韩博同志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要不明天一早我陪您去一趟省厅？”

想办理这样的案件必须由公安部出面，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很难将嫌犯绳之以法，凡事都要按程序来，越级上报可不行。

关局微微点点头，想想又说道：“晚上去吧，在那儿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向厅领导汇报。”

“也行，”韩博放下笔，低声道：“同志们，汇报材料准备一下，等会儿我和关局带走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一定要全面，比如受害人的信息诈骗团伙是怎么搞到的，又比如他们的线路是怎么租用的。上级组织这样的大行动，要么不打，打就要打掉整个链条，我们没掌握的没办法，掌握的全要体现在材料上。”<!-110-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