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家辉喝了一口茶，道：“比如，邹小达对香港记者说：十多年来，人们尊称我是慈善家。可内地报道一出，人们大感意外，怎么慈善家就变了味，成了下海经商的投资家了？而且是一个坑掉了不少善款的失败投资家，人们有一种被欺骗、被愚弄的感觉，又因希望工程的纯洁，那种愤怒可以想象……这是我们的尴尬和无奈，在国内只有做投资家，才能当慈善家，否则慈善机构的家就无法养家糊口……让“慈善家”去做“投资家”本已很无奈；这个“投资家”还必须万无一失，更是过分苛求。书记，这一段话，其实漏洞百出、苍白无力。”

第一书记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报纸，有些异样的看着曾家辉，“曾书记不妨说得透彻一点。”

曾家辉点头，道：“我用一个普通捐款人的身份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可以想到这么几点：第一，邹小达怎么能算慈善家？真正的慈善家是用自己的钱去投资，赚取利润，然后从自己口袋里、把属于自己的利润拿出来捐给慈善事业的人。邹小达不过是受万千捐款人之托，代管希望工程工作的秘书长。他能把捐款人的钱拿去投资么，有没有这个权力？第二，邹小达的投资黑箱作业那么多年，内地报纸一披露，邹小达的“角色”当然变换快。既然邹小达承认“人们有一种被欺骗、被愚弄的感觉，又因希望工程的纯洁，那种愤怒可以想象”，那么报纸的揭露报道是不是说对了，人们的愤怒和抨击，情理之中嘛！第三，谁授权、谁逼迫邹小达去做投资家了？……”

第一书记听得直点头，“你说得有道理，继续。”

曾家辉的话还真没完，“你看，邹小达对香港的一名记者说：在国内……投资活动只遵循一般的市场规则，并不会因为你拿的是善款就给你单独订一条规则。相反，对基金会投资还有一些限制性条款，如“购买股票不得超过所投资企业百分之二十”，“基金会不得直接经营企业”等。就是说，既要你去搞投资，又不让你参加管理，这就增加了控制投资风险的难度。他的这一段话算什么？”